關於working poor

許多人認為「窮忙族」只是一個矛盾修辭（oxymoron），不會有一個人有工作卻同時又貧窮的；也有人認為窮忙族是工業化時代的典型現象；也有人認為它是美國存在已久的問題。但最近，美國許多記者撰寫的大眾書籍生動地描寫了這種屬於「勞動世界的底層生活」。在歐洲的脈絡裡，有職貧窮（in-work poverty）從1990年代晚期開始獲得注意，但最近的歐洲統計辦公室（Eurostat）的調查才指出，在歐盟十五國中有7％的勞工，其收入在國家制定的貧窮線以下，因此，歐洲議會決定重視這個議題，努力減少窮忙現象。

勞動市場政策轉變

許多關注窮忙族現象的研究指出，這與勞動市場政策的轉變有關。歐洲國家長期的高失業率，讓許多經濟學家與政治家開始相信創造低薪及低技能的工作可以提供工作機會。此外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結構性轉變，也修正了工作的質與量。從福特主義到後福特主義的改變，增加了對服務業職缺及彈性雇傭關係的需求。因此，許多學者預期勞動市場的不平等會不斷增加，一端是高薪與穩定的事業發展，而另一端則是惡化的勞動條件、低薪與工作不安定（Morris and Western 1999）。這些不同國家內的結構性轉變，加強了全球的經濟互賴。在經濟全球化下，工業化國家的低技能勞工必須與來自低度發展國家的低技能勞工競爭，但後者卻以較低廉的成本生產相似的產品或勞務；另一方面，雇主也基於有利可圖的立場，於全球各地投資其資本。換句話說，全球化增加了雇主的選擇與議價權力，而勞工的薪資需求則是減少。

但是，低薪工作的增加不只是經濟上的需求。針對失業與貧窮的公共政策已經改變，部分是因為以前的政策被批評無法有效解決失業，部分則是因為福利國家的財政危機。在許多已開發國家中，實施了由福利到就業（welfare-to-work）的政策。由於這些政府政策的改變，為那些非主動的人口增加其工作誘因，導致那些原本靠社福或失業補助過活的人亦投入了勞動市場。因為這些人大部分都沒有或擁有很低的就業標準，他們大多進入了次級勞動力市場。總之這種由社會福利（welfare）國家往就業福利（workfare）國家的轉變，創造出許多低薪工作。

最後，低薪工作的供給也許與這些類型工作的需求有關。例如，勞動市場的歧視行為（discriminatory practices）可能讓移民無法獲得其它工作機會；或者，服務業部門的彈性化，也可能引起母親的就業興趣。這並不是說母親與移民喜歡低薪工作，但它卻指出，我們理解低薪工作的增加時，不能脫離人口結構的改變（例如女性勞工與移民的增加）。

窮忙不只是個人問題，看到「家戶」了嗎？

其實從歐洲國家的資料顯示，有職貧窮（in-work poverty）與低薪工作（low-wage work）只呈些許相關性。許多因素與這種不對稱有關，但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低薪」是一種個人特質，但「貧窮」則是家戶的。一個勞工也許從事低薪工作，但因為他（更可能是她）與有工作的配偶生活，兩個人的合計收入可能脫離了貧窮線。但是，當然亦有相反的情形。例如一個有工作的單身媽媽，若根據她的工作類型，她的薪資對她而言，可能是足夠的，但對她與她孩子來說卻很可能不夠，因此我們不能忘記勞工必須養家。如果家中第二個賺錢的人不見，或者，政府不再給予經濟補助，那麼即便該收入對單個人來說是夠的，但對整個家庭而言仍是不足的。這就是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2003）所描寫的，20世紀的轉變。他發現薪資賺取者在其一生的某些階段乃活在貧窮中，也就是說，當他們為家庭扛起經濟支柱時，以及當他們從職業生涯中退休時。雖然過去一個世紀中，家庭規模越來越小，大型家戶仍然存在──特別是南歐國家，年輕成人傾向與父母同住，因為青年的高失業率。

低薪工作（根據個人收入而言）與有職貧窮（根據家戶收入而言）不只與這兩者的規模有關，也與其社會─人口結構（socio-demographic profile）有關。最明顯的差異是女性在每種風險群體（risk group）中的數量。女性在低薪工作中的高比例反映了她們在勞動市場中的不利位置。另一方面，有職貧窮風險與性別會如此相關，也與上述家戶經濟的脈絡密不可分。

窮忙與國家政策密不可分

近年對於窮忙族問題的報告大多是量化的描述性調查，主題是有職貧窮的影響及其社會─人口結構。

許多過往有關貧窮的思考，可以幫助我們解釋不同人口群體的貧窮風險。例如，很有名的，貧窮風險與個人的不同特質有關，其中之一便是收入能力（income capacity），擁有大學與高中學歷就分別可能擁有較高收入與落入輕微貧窮；另一個風險因素則是家戶特徵，例如一個勞工的收入很容易就能餵飽自己，但對於有兒童的家庭就很困難。一旦仰賴家戶狀況，某些勞工也必須處理限制其勞動供給量的時間限制（time constraints），例如，一旦孩童照護制度消失，單身媽媽就無法從事全職工作，而沒有孩子的女性卻可以自由地選擇工作時間。很明顯地，收入的總量與貧窮狀態與工時非常相關。

一般來說，與個人與家戶有關的風險要素影響了勞工及其家屬的「需求」（needs）與「資源」（resources）。這些人若可用的資源無法滿足需求，將會發現自己陷入貧窮，但是我們若控制這些風險要素，仍然能發現到，某些國家的貧窮人口仍比它國多，因此國家脈絡是另一個變異來源。例如，一個單身母親如果能確定她的孩子在幼稚園或全天照護學校，那麼她更會去尋找正職工作，因此，為家庭扶助設置的公共基礎建設會支持女性就業，這不只是單一母親的，也是能提供更多勞動力的大家庭的資源。而勞資關係的結構對收入分配有所影響。許多學者認為強大的工會與集中的薪資協商體系可減少低薪工作（Flanagan 1999；Lucifora et al.2005），這個假設也適用於最低工資，與其它類型的由國家執行的薪資協商工作。最後，公共福利的數量能降低公民對有報酬就業的依賴（去商品化），更少人被迫去從事低薪工作。以上這些例子都說明國家脈絡──或者更清楚地說，勞動市場制度與福利國家條款，對於勞動年齡人口來說是額外的資源。它規範著工作條件、增加協商權力、支持有報酬的就業，或提供收入維持的替代模式。因此，窮忙現象的影響與社會─人口結構，必須在澈底了解一國的制度脈絡後才能理解。

References：

Hans-Jürgen, A. and Henning, L. (2008). The Working Poor In Europe: Employment, Poverty, and Globaliza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Kathleen, B. and Kathleen, C. (1998). Contingent Work: American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